北京7月26日电(张钰惠)7月20日，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布《沉痛悼念李晟医生》一文称，19日中午13时许，该院心血管内科李晟医生在门诊诊疗中，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伤害，致多处严重损伤。事发后，该院第一时间组织多方专家联合救治，李晟医生终因伤势过重，经抢救无效，于19日21时许不幸去世。

　　事发当日，当地警方通报，一名男子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伤害一名医生后跳楼。

　　国家卫健委7月20日表示，暴力伤害医务人员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对此强烈谴责。伤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，也破坏了正常医疗服务秩序，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。

　　根据2020年6月1日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，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、人格尊严不受侵犯，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，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。

　　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伤医事件，有舆论呼吁增设“暴力伤医罪”。“暴力伤医罪”，杜绝得了伤医事件吗？对此，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，对伤医事件背后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作一探讨。

　　：在你看来，暴力伤医行为背后隐藏着哪些问题？

　　王岳：近年来，伤医案件的行凶者呈现出几个特点。一是经济困难，二是存在心理问题。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存在久拖不决的医疗纠纷。原因在于，医学上很多问题孰对孰错，属于科学最后的认知领域，是一笔“糊涂账”。我认为，应从以上几个方面去考虑问题。

　　：当前，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伤医刑事犯罪所处罪名有哪些？

　　王岳：故意伤害罪、故意杀人罪等。

　　：有观点建议，加大法律对暴力伤医行为的规制力度，以及在刑法中增设“暴力伤医罪”等专门罪名等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
　　王岳：实际上，暴力伤害行为并没有区分。并且，对于伤医行为，我认为加大刑罚力度没有意义。其实，在不止一两起伤医事件中，行凶者在行凶后都采取了自杀行为。我们试想，如果一个人在杀害别人之后自己也选择了自杀，加大刑罚力度是否有作用？

　　医患关系本应该是最和谐的社会关系之一。从法律角度讲，这是一种典型的信托关系，托付的不仅是财产而是生命。如果医患之间产生了纠纷，很容易因为这种信托关系的崩塌而产生仇恨，这种仇恨单纯靠法律的震慑可能是起不到作用的。

　　近年来，因为公安机关的严打，涉及违反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医疗纠纷在减少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，病人的投诉数量却在上升。通过加大刑罚力度来解决医患纠纷，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，应该从促进医患关系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。

　　：也有观点建议加强医院安保措施，这是否能解决暴力伤医问题？

　　王岳：我在《20张床配一名保安不如200张床配一名医务社工》一文中提到，这些年我国政府针对医院暴力采取了“零容忍”的正确态度。而且相关制度建设也在不断加码，其中包括《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》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做到每20张病床配备一名保安， 《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》明确建立安检制度，高风险人员就诊可安排治安保卫人员陪诊监督等等。

　　但其实，一个有着周密计划行凶的施暴者，不会因为安检而放弃犯罪想法，只会等在医务人员下班回家的路上。

　　矛盾易疏不易堵。对此，医院要重视非创收部门的建设和发展，例如医务社工部，其实200张床配一名医务社工，比20张床配一名保安更有用。社工可以抚慰病人，缓解家属的焦虑，也可以帮助病人获取社会力量的支援。

　　：减少暴力伤医事件，除立法司法力量外，医院需要做出哪些努力？

　　王岳：解决暴力伤医问题要刀刃向内。

　　首先，一些医生的基本工资占比小，而奖金占比大，在一些医院甚至达到基本工资占比20%、奖金占比80%的悬殊比例。推广年薪制，保障医生的基本工资，让公立医院尽快回归公益性，让各级医院各司其职，而非“抢饭吃”。所谓看病难，是“看病不难”造成的，一个病找多家大医院去看，这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。

　　2013年12月，原国家卫计委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《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“九不准”》，其中规定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。一些医院不将医生收入和创收挂钩，却与工作量挂钩，使得医生不追求质量而追求数量。数量在上升，质量在下滑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此，医院对医生的激励方式也亟待改变。

　　最后，诸如医生累得倒在手术室门口睡觉、没时间吃饭只能喝糖水的导向是错误的。单方面强调以病人为中心，但没有强调以职工为中心。对于一个劳动者，尤其是医生这种专家型劳动者，不保护好他们的权益，他们如何保护病人的权益？医疗机构管理者，应成为医务人员职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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